一

发端于美国的次贷危机对全球经引发的金融海啸已经铺天盖地，连我85岁的老父亲也老跟我唠叨“这美国人的经济出问题怎么也会影响到中国”这类问题，而他老又耳朵背得厉害，我于是抽空写了以下一段话，打印出来给他：

由于你常问起我这个问题，我又是懂经济的，就化点时间，通俗化地给你讲解一下全球金融危机的常识，它最初是由一年前美国的次级贷危机产生的。

在美国，贷款消费是非常普遍的现象，从房子到汽车，从信用卡到电话账单，个人贷款无处不在（就象我女儿刚到美国人家就给了她信用卡，先用了美国人的钱再去付账）。不象中国人怕负债和与银行打交道，当地的人很少会化费全款去买房买车，通常都是去贷款，特别是长时间贷款，一般美国人的信用也是很好的，银行也认为不会有什么问题的。但是对一些收入并不稳定甚至根本没有收入的人，他们怎么买房呢？因为信用等级达不到标准，他们就被定义为次级信用贷款者，简称“次级贷款者”。

银行为何要贷款给这部分人呢？银行方认为因为他买下的房产可供抵押，次贷的风险不大，如果贷款者无法偿还该贷款，则可以用抵押的房屋来还贷，通过拍卖或者出售后就可收回银行贷款，于是银行就将贷款放给了这些次级信用贷款者。美国的金融家创造了这种放大信用的方式，即通过次贷这种金融创新可以一举三得：一是银行通过次级放贷增加了业务量可收取更多的利息；二是无产者或少产者可以以较少的钱先得到住房的享受，三是房产商可进一步扩大生产规模和多售出房产得到更多利润，何乐而不为呢？

美国经济就是靠透支消费拉动而在发展。但事情还不止于此，次贷已经是一种金融创新，尝到甜头的美国人把金融创新更要向前推进一步：银行和投资银行（证券公司）为了取得更大利润，又将大部分银行的成千上万个次级贷款者的债务聚集起来打包再包装成一种证券化的产品（如债券和股票），卖给愿意承担风险又想得到高利息的证券公司、担保公司、投资银行和个人，甚至可以卖到全世界（中国的银行买了不少）。这样银行通过卖出债权收到了资金，就又可以增加放贷量了，买到次贷债券和股票的人也可以取得次贷者原归还银行的月供款－－这些供款收入比原存在银行的利息要高，这样大家都皆大欢喜。这样就又进一步推动了美国的消费和经济发展。

但是情况总在发生变化，气球总有吹破的时候。由于近年来美国银行利息开始连续上升，逐步就造成了贷款者无力偿还月供银行的贷款，便不能再支付每月向银行的还贷，就只能将抵押的房产交还银行（叫“断供”），而由于住房也会因利息和断供者日众使房价也突然回落走低，银行就是把他的房屋出售，却发现得到的资金还不能弥补当时贷给他的贷款本金+利息，甚至都无法弥补贷款额本身，这样银行就会在这个贷款品种上出现严重亏损。

一个、两个贷款者出现这样的问题还好，但由于分期付款的利息上升，加上这些贷款者本身就是信用不良的贷款者，这样就导致了大量的无法还贷的贷款者。正如上面所说，银行收回房屋，却卖不到高价，发生了大面积亏损。亏损又影响银行效益甚至破产，进而使许多家银行的股票价格下跌，股票下跌和银行发行的次贷债券的贬值，影响持有股票和次贷债券人的收益（这种债券世界各地的一些银行和保险公司都持有不少），所以引发的次债危机不但殃及银行，还波及和连累了整个（全球）金融系统，次级贷的危机进而影响到各大投资银行和金融机构的倒闭或被接管，收购，进而扩大金融危机的影响力。

银行的破产引发国民的恐慌，又引发企业存款和借贷的资金流断流，使许多企业也停产、破产。企业的破产一方面会大量裁员，使广大白领和工人没了收入，不能再消费，美国大多数国民又都持有股票，股票下跌也造成他们的资产大大缩水而不敢消费；另一方面企业的停产、破产又使上游供应原料的企业产品无人问津，这样一环一环连上去，影响面越来越大，最后连煤炭和电力工业也过剩了。人们不再消费和中间工业产品无人问津又会带动一批企业倒闭，失业人员的增多又更加打击了人们的消费信心，大家都捂紧钱包，如此联锁反应，形成全球性的经济危机。

而中国又是制造美国消费品的制造出口大国，美国人不消费就打击了中国的出口制造型企业，出口企业的倒台又向上游企业一环一环影响上去，形成一轮经济危机（就象设备和消费品制造企业不行了，已连累到我们民丰的包装纸和纸箱的生产销售）。作为全球经济发动机美国的经济的下滑也严重影响了全球的信心－－信心很重要，大家都恐慌了，更带动全球经济下滑（就象大家都不敢买房了（都认为房价还要持续下跌），房产商就要倒闭了，房产商的倒闭又使水泥、钢材、建材商、家具、家电厂商亏损、倒闭……）。这样，新一轮周而复始的经济周期又开始了。

父母对子女的爱是一种人世间的真情，是一种感情自然的流露和生发，我想这种感情将不会以地位、种族、时空而有所改变。但是为父或为母对子女的爱还是有些区别，当妻子在沉缅于感情中难以自拔时，常会嗔怪我允许女儿抑或怂恿她远走美国，“留在身边或在上海工作不是很好么”，而我则诚如我在“舔犊之情1”中所坦露的那样：女儿有她自己的一个空间，父母怎么可能囿她于身边？“因为展现在她眼前的将是更大的天地，而嘉兴这一弹丸之地是容不得她施展才华的，也会辜负我们的期望和她多年的寒窗努力”的。我坚信女儿：会以她的才能打拼出一片属于她的领地，并会让她的父母感到欣慰；而她也一定会生活得比她的父母或比留在父母身边父母所能给予她的更好。但近来处于金融海啸发源地岌岌可危的美国经济还是让我对女儿的前景有了一丝担忧，前些天我在MSN　Messenger上碰到女儿，问她：老爸近来总在思考一个问题：让你留洋美国的这一决断是对还是错？“当然没错，”女儿的回答让我释然，“退一步说，就是以后学成回国，我也会为曾有在美国和斯坦福的那段人生经历而感到满足和骄傲”。

几天前，妻子看到摘刊于“文摘周报”上的一篇散文，“女儿已经回报我们了，”她边说着边将报纸递到我的手上，那是摘自柏杨所著《我们要活得有尊严》一书中的其中一篇――“眼前欢”。

柏老到底是柏老，他说出的正是我们常人心中的那个“镜像”，他说“爱子女多于爱父母”是一种正常情形，“人类有一种特殊感情，那是大自然特别赐给的一种基因，使亲子之间产生长久关怀。责任有时而尽，关怀绵延无穷”。柏老告诉世上为人父母者，“上帝不允许孩子永远记住父母入骨的爱，那将使他们无法成长；也不允许父母永远记住自己对儿女所作的牺牲，那将使老人陷于期待回报的自怜”。

我们想念她是因为我们爱她，而我们也从不想她回报我们。然而，我们的女儿给我们的回报已经够多了，当我们在人前提到女儿时是自豪和欣慰的，而朋友和同事则也都以一种羡慕的眼光和口吻对我女儿赞叹不已。我想女儿大概还未看过柏杨的《我们要活得有尊严》，但诚如柏老在“眼前欢”中所表述的，懂事的女儿早就在膝下对我和她妈妈“已经用儿语、用拥抱、用一声‘妈妈，我好爱你啊！’一声‘爸爸，我要嫁一个像爸爸这样的好丈夫！’完全回报了！是的，完全回报了”。柏老说得太好了！而二十多年来，在我和她妈妈每年的生日都会明确无误地收到女儿发来的生日祝福――今天是我的生日，我手上执着女儿寄自旧金山的贺卡，画面是在夜景中，沿着旧金山花街这一“世界上最曲折的路”，汽车尾灯划出一条漂亮的巨型“正弦波”，绵延至远方。

女儿，我们拥有你是快乐的，真的快乐！

2008中国式英语洋相百出？北京全民学外语才治本

国际玩笑百出的“中国式英语”，已经列入全球语言监听会公布的年度十大热门词汇。对爱面子的中国人来讲，“洋相”流行并非光彩之事。北京市政府就此成立了领导小组——两位副市长为组长，季羡林任专家顾问团名誉团长，重拳出击，标本兼治。但大部分外国人对中国式英语都表现出相当的宽容，甚至有人开通网站，保护“中国式英语”。

大开国际玩笑

美国人科特-克劳明曾在慕田峪长城看到一块令人震撼的标牌。 这块硕大的英文标牌写着:“请注意阴部卫生”(Please take care of pubic sanitation)。“这是2006年夏天,中国之旅给我留下的最深刻的记忆之一。”克劳明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这块标牌本应是“请注意公共卫生”。但“公共”一词的英文“Public”被漏写了一个字母“l”,就变成了“Pubic”(阴部的)。自1990年代末,这块英文标牌就在新东方的课堂上被反复传诵。有幸亲眼目睹这标牌的外国游客,也一定不在少数。慕田峪方面对记者称,2006年,慕田峪长城游客人数达164万,之前几年均为130万-150万。

这绝非孤例,各式各样的中国式英语笑话早已风靡互联网。

其中,有的可谓“政治导向不正确”：在北京八达岭高速路口,“中华民族园”被译作“种族主义者公园”(Racist Park);上海很多“残疾人专用厕所”被译成了有贬义色彩的“变形人厕所”(Deformed Man Toilet)——“是不是变形金刚也可以去呢?”有网友说。还有的英文更让人惊呼:北京某市场的“干果区”被译作“与水果发生性关系的区域”(Fuck the Fruit Area);饭馆的菜单上,“童子鸡”被译成了“没有性生活的鸡”(Chicken withnot Sexual Life)。更有些崇尚古典的店主干脆将英文字母用古汉语的语序从右向左排列——对老外而言,这简直比天书还难懂。

一个城市与“洋相”的战斗

2005年末,全球语言监听会公布了年度十大热门词汇。“中国式英语”(Chinglish)位居第四,甚至超过了“禽流感病毒”、“卡特里娜飓风”和“维基百科”。此榜单认为,中国式英语成为了“由中文加英文形成的中国新第二语言”。

但对爱面子的中国人来讲,“洋相”流行并不是一件光彩的事。随着奥运会临近,北京市政府决定对这些“洋相”全面清理。

自2005年底,北京市政府就此成立了领导小组——张茅、吉林两位副市长为组长,季羡林先生任专家顾问团名誉团长。小组约请有关部门和专家编写了道路交通、旅游景区等六部分“北京市公共场所双语标识英文译法地方标准”,准备用两年的时间完成规范双语标识标牌。2007年4月11日,刘洋——北京市民学外语组委会办公室主任、北京市规范公共场所英语标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截至2006年底,北京市已经更换了城八区市政道路的6530面英文标识牌,其他各个领域的标牌规范和更换,也将在2007年底前完成。

“没有性生活的鸡”消失了,著名的“肛门医院”也被换掉了。耶鲁大学东亚研究系四年级的学生史可腾(Scott Cohen)来到北京已经半年多。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当父母来北京看他时,一来就吵着要去看北京那个著名的“肛门医院”(Anus Hospital)——北京某肛肠医院可能不知道，由于这个非常不雅的英语翻译，他们已经闻名遐尔。但现在,史可腾只能对他的父母表示“遗憾”——这个标牌已经在2006年的规范英文标识活动中，被美国专家指出错误并予以更换。

据刘洋介绍:目前,北京市文物局正在对全市129家博物馆的英语标识进行检查和规范；地铁运营公司要针对共计400多万块标识牌进行检查核实;出租行业，将对507块出租车站牌以及16.6万块标识进行检查和更换；各种旅游景区、卫生机构和体育场馆的标牌检查和更换行动也都在进行当中。不难想象，其中只要很小的一个比例出错，北京市政府就将不得不付出巨大而艰辛的努力予以更正。

“我们看到有错误提出修改,送给相关部门。但过了好些日子去看,还没改!”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北京市民学外语组委会专家顾问团团长陈琳说。困难的主要原因是费用——主要的费用由北京市人民政府承担,但相关单位也要出一部分,这就产生了问题。比如颐和园,很多英文标识是刻在大理石或者铜牌上的,改一块甚至要花几十万元,“所以有些地方可能不愿意改”。但是现在,让陈琳有信心的是,“王岐山市长发话了,‘多少钱也得改’！”

治本：500万北京人讲外语

陈琳教授分析中国式英语成因时,认为有三点:其一,历史原因——在中国,英语一度被视为“帝国主义语言”而被丢弃,改革开放后人们学英语的时间毕竟不长;其二,是文化问题——比如菜单的翻译的确非常困难;其三,之前缺乏统一管理,有些人胡乱查查字典就搞翻译了,而翻译软件的流行加速了这个过程。

美国留学生史可腾在陕西观光时,曾经看到一家“王记速食店”,招牌的英文却写着“无翻译或服务器错误”(No Translation or Server Error)。他们冥思苦想后不由捧腹大笑：店主一定是把“王记速食店”用某种在线翻译软件翻译,而软件并不像他想象的那么强大,只能显示“无翻译”……

针对这种成因,如果说花钱改标识是“治标”,那么“治本”的工作自然是全民学外语。官方调研数据显示,到2006年底,北京市的“外语人口”为487万,占常住人口比例的1 / 3以上。而到2008年奥运会举办前,外语人口有望达到或超过500万。当然其中也有不少仅仅是粗通英文的服务业人士——比如数万出租车司机,只要会工作相关的简单英文,也同样会被归入“外语人口”。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讲英文，也给老外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北京市民学外语工程在各个区县组织的活动，老年人相对空闲,构成了这些活动的主要人群。海淀区铁科院社区居委会从2002年起就组织了“快乐英语辅导班”，目前坚持听课的人群中,最大的“学生”83岁，最小的58岁，平均年龄69岁以上。

教课的是首都师范大学的退休教师徐乃勤,今年74岁。她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这个班是“快乐”为主,而并不在乎老人们具体学到多少,“包教不包会”。7月31日下午,南方周末记者来到这个英语班,看见徐老师正手执教鞭。大部分白发苍苍的学生们正襟危坐、声高气足,却会不小心把“十点半”(half past ten)读成“海尔怕疼”;也有少数老人略显羞怯、不敢放声,只在关键处狠狠重读,随后声音又低下去。

中国式英语 存在即合理?

其实徐老师也不必太担心,大部分外国人对中国式英语都表现出了相当的宽容。在北京生活了11年的美国人白凯利(Kelly Brant)说,“不管怎么样,会讲英文的中国人肯定比会讲中文的美国人多得多。”至于有些小错误,“这是在北京生活的一部分”。白凯利认为外国人要做的只是“注意到它们,并且享受!”

甚至有很多外国人认为:失去这些“好玩的英语”,是一件让人遗憾的事情。

曾经在上海留学的德国人纪韶融就在号召大家与他一起努力,保存“濒临灭绝”的每一处中国式英语的“美丽”。纪韶融2005年创办了一个叫做Chinglish.de的网站,图文并茂地挂满了中国式英语。

纪韶融最早遭遇中国式英语是在2000年7月,他在上海的一辆出租车上发现一个小牌子,“请带好随身物品”,相应的英文是 “Don't forget to carry your thing”。纪韶融说,“小小的错误给我大大的快乐,因为差一个‘s’(此处‘物品’应为复数形式‘things’),这句话让人家——尤其是男人,会理解为‘别忘记带走你的小弟弟’……”

但纪韶融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展示中国式英语与嘲笑无关。他说,中国式英语不是错误的英语,而是有中国特色的英语,是英语字典与中国语法相遇的“精彩结果”,甚至可以“为旅行者提供了解中国人思维的窗户”。公园里“小草有生命”(Little grass has life)的标牌就只有在中国才存在,“这样的教育方式可爱,很有创造性”。

实际上,在语言学界,“中国式英语”也已经不再是一种错误的、必须被改正的英语。它和“印度英语”、“巴基斯坦英语”、“美国英语”、 “澳大利亚英语”等等,都一样是复数的“世界英语”(World Englishes)的一个组成部分。全球语言监督会的主席帕亚克曾经对媒体表示,“由于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它现在对国际英语的冲击比英语国家还大”。自1994年以来加入国际英语行列的词汇中,中国式英语贡献了5%-20%,超过任何其他来源。

香港中文大学传播学博士生刘巍巍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口音和语言都是身份的一种象征,“只要不影响交流,中国人为什么不能讲中国式英文呢?……如果有一天,老外来到故宫,发现身边黄皮肤的中国人全部操着一口流利的美国英语,是不是就有问题了?”

陈琳教授也告诉南方周末,英语在传播使用的过程中,受到本地方言、本国语言和本土文化的影响,发生改变是必然现象。就像肯德基推出了“老北京鸡肉卷”一样。“我们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按照皇家英语的标准来要求中国人讲英语”;但另一方面,对中国式英语的宽容也不能成为胡乱使用英文的借口——北京在建设国际化大都市,尤其在迎接奥运会的时候,还是应该用规范的、符合国际惯例的英文。

有些在北京的外国人认为,北京市政府根本没必要花费这么多人力物力去在英语问题上下功夫。对于奥运会来说,他们更关心的是交通和环境问题,而不是语言。比如,他们更关心的是厕所的卫生状况,而不是讨论厕所应该叫“WC”还是叫“Toilet”。

曾经在中国教英文一年的美国布朗大学东亚研究系三年级学生杨利浩(Nicholas Young)更是觉得,所有的中国人都去努力学英文根本没必要。他很严肃地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中国人说英语已经挺‘牛逼’的了。”

近日有朋友推荐一文，就是下面这篇《年薪百万者的竞争公式》。看后我立马想到可让正需要规划职业生涯的女儿一阅。

“年薪百万”？！太鼓舞人心了（当然我不是仅看重金钱的人）！而在“Quant公式”等式后面的条件，似乎女儿也都具备，这是我想让我女儿这颗充满智慧的脑袋阅读此文的初衷（当然这仅是供女儿参考，我从不会以父亲的权威去左右女儿的意愿）。此文也为我一直倡导的“学理科重于单纯学文”理论的最好诠译。你看该文提出“物理比金融吃香”，我也曾说过，学理的脑袋肯定胜过学文的，或换一种说法：学理的人可以后顺利入“文”行，而你只会“文”，却再无可能转入“理学”行业。听说外国人招聘人才并不太看重专业，而看人的综合素质，而经过理科慎密的数、理培训的人才是这种全面的人才。

反正女儿学的信息工程是受用的，女儿的英语也是相当的不错，总之女儿的前程我是放心的！

年薪百万者的竞争公式

《新世纪》周刊　冒安林

　　想成为一名Quant(金融工程师)，基本的必要条件是：名校PhD+Cpp Expert+Good Math Basic+Smart+Perfect English。但要命的是，连他们这些天才们，也觉得生活过得很有压力。

　　如果你也想拿百万美元年薪或者想成为第二个巴菲特的话，在走近这些年薪百万美元的投资天才们之前，让我们先来上一堂简单的培训课，记住这个等式：Quant=PhD+Cpp Expert+Good Math Basic+Smart+Perfect English。

　　“Quant”，金融工程师，那些熟练运用数学的、物理的方法进行经济、金融、投资研究的专业人士们，把所有的智力全部用在证券定价模型、投资模型、套利模型等各种投资策略模型的开发和定量分析上，采用计算机编程设计并实现衍生物定价、风险估价或预测市场行为的金融数学模型。只有认识了他们，你才会明白为什么总是斗不过华尔街那些大投行的原因——无论哪一种投资行为，都是具有严谨的数学推演模型的，你的一切可能的投资心理和行为，早就在对方的预料和掌控之中，而且编进了数学模型。

　　“PhD”——博士，“Doctor of Philosophy”的缩写，最好你还是个名牌大学毕业的博士，如果是来自麻省理工学院或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的高才生，那会更受欢迎。

　　“Cpp Expert”——“C++”编程高手，“Cpp”其实就是“C Plus Plus”的缩写，也就是“C++”。

　　“Good Math Basic”——非常好的数学基础，一般干这行的都是数学或物理天才。

　　“Smart”——你必须要有很高的智商，是个聪明而敏锐的人。

　　“Perfect English”——你需要具有非常完美的英文水平，否则你无法跟上别人思维，何谈超越别人的思维。

　　如果你同时达到了以上这些苛刻的要求，并且大学里每门功课都能拿到“A”的话，那么恭喜你，你总算有了可以成为“Quant”的机会，祝你在那个与平常世界截然不同的环境里工作愉快。

　　你将成为华尔街数万名聪明的天才中的一个，你为高盛、摩根士丹利、雷曼兄弟、美林、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等这些足以影响世界经济的超级大投行工作。或者，你也可以选择进入那些神秘的对冲基金，帮助索罗斯的量子基金，神奇地把1969年的1万美元本金在1996年增值至3亿美元。

只属于天才的竞争

　　Victor、Stephen和Guitar Man是分别来自中国科大、清华和复旦大学的中国留学生，分别在英国、德国和荷兰攻读了金融工程的学位。毫无疑问，他们都是最聪明的，经过层层选拔进入了华尔街的那些著名银行和投行，却羞涩地不肯答应《新世纪周刊》在媒体上公布他们的名字。

　　Guitar Man从荷兰提尔堡大学(Tilburg University)的MFE(金融工程)专业毕业，那是欧洲经济学实力最强的优秀大学之一，在计量金融方面几乎和著名的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一样有名，然而他还是依靠中国同行的推荐才进了大投行成为一名Quant。在那里，来自世界各地如法国、中东、印度的天才们往往喜欢和自己的同胞聚在一起，和别的民族的天才们互相较劲。

　　由于金融业的高度发达以及教育的领先水平，金融工程专业水平较高的大学，大部分也都是在美国。比如加州伯克利大学、纽约大学、佐治亚理工学院等一批知名学府也都开设了金融工程专业，但每年的招生人数都是出奇的稀少，大多只在三五十人左右，在这其中，有些学校喜欢招收欧洲人，有些学校喜欢招收亚洲人；但不约而同的都是对学生的素质有非常严格的要求，并且重视学生的数学或物理的专业教育背景。

　　竞争往往是在很早的时候就开始了。来自中国大陆的学生，甚至都很难进入到第一流的大学里去攻读金融工程课程，比如著名的美国普林斯顿大学Bendheim金融中心，就很少会从中国招收学生。

　　最先突破的留学生或许就是熊伟，1989年，这位14岁的天才考入中国科技大学近代物理系，1993年毕业后考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物理系，2001年在美国杜克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之后成为了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系Bendheim金融中心的一名助理教授。

但他毕竟不是普林斯顿大学从中国大陆直接录取的本科生。

物理比金融吃香

　　即便你是个金融学的博士，而且毫无疑问是个非常出色的佼佼者，你是一个涉及广泛专业的博识者，你经常阅读《经济学人》(Economist)杂志、《金融时报》(FT)以及《华尔街日报》(WSJ)，但除了这些之外，你还需要懂得微积分、概率论和很棒的计算机编程天赋。否则，能否成为一个优秀的Quant，还将是个大问题。

　　在Quant的世界，来自物理和数学专业的牛人们，已经越来越“霸道”地侵占了传统金融领地，也许在将来的某一天，你会发觉在华尔街的摩天大楼里面，进进出出的都是物理和数学专业博士生。

　　伊曼纽尔·德曼就是物理学侵占金融领域的一个最成功的代表人物，这位拥有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的物理学家，在高端物理领域奋斗了若干年之后，终于发现纯物理学只是为那些像史蒂芬·霍金那样的超级天才留下了足够的空间。1985年，他进入了高盛的金融策略部门，采用数学模型的方式为复杂多变的投资策略和衍生产品控制风险。在成功开发了布莱克·舒尔斯(Black-Scholes)期权定价模型和布莱克·德曼·托伊(Black-Derman-Toy)模型，让高盛集团在债券市场挣了大笔的钱之后，他也位居高位，成为高盛公司数量策略部门的董事总经理，并且出版了自传《My Life As A Quant》。

　　在中国留学生Victor看来，以后传统金融岗位还将会受到来自越来越多的物理研究专业的竞争者的威胁。在他经历过的一次Quant的入职面试中，就遭遇了两名来自英国剑桥大学的博士生，一个是学习工程，另一个居然是学习的理论化学专业。此外，还有来自另一所大学的数学硕士和牛津大学毕业的物理专业博士生，甚至还有来自法国数学研究所和伦敦大学学院的竞争对手。

　　Quant似乎是个理工科的工程师职位，所以Victor经历的面试过程是，先分组进行扑克牌游戏，按照牌的状况和概率估计全部拍的点数并随时调整自己的出价和询价，低买高卖，看最终能赢多少。

　　然后，考官们会出一些关于概率和微积分、布朗运动模型、蒙特卡洛仿真模型等看似和宏观微观、GDP、CPI等金融术语毫不相关的题目。

　　接下来就是检测应聘者的计算机编程水平，会考察你的C++编程水平以及类似于“Hash table”这些专业的计算机数据结构问题。除了第一轮的扑克牌游戏以外，后面的测试都很难和纯粹的金融挂上关系。因此，在最顶尖的Quant人群里，永远都只是优秀的物理或数学家，因为他们实在是对数学分析太精通。

年薪百万美元不算多

　　看看Quant们习惯使用的数学计算软件，你就知道这的确是一个属于天才的世界。一个名叫“Mathematica”的专业科学计算软件，能够完成符号运算、数学图形绘制以及模型创建等多方面工作，然而这个软件的开发创始人Wrlfram，则更是个具有传奇般色彩的天才人物。

　　20岁时，Wrlfram就获得了美国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的物理博士学位，然后又紧接着拿到了英国牛津大学的博士后学位，再后来，Wrlfram就出来自己开了公司，还将公司地址设在以工科和商科闻名于世的美国伊利诺斯大学(UIUC)附近。

　　而Quant们平时的工作，大多就是使用这些由天才们开发出来的软件。并且Wrlfram自己也是Quant的一员。因为外包Quant模型变得越来越流行，Wrlfram的软件公司就是为Quant们设计出专门的投资分析软件。

　　然而，在那个独特的金融世界里，他们还远不够出色，甚至还会有失业的潜在危险。理由很简单，华尔街的成功信条就是“你离金钱越近，就离成功越近”。而一个Quant，即便是个天才，也很难接近金钱。

　　Quant们的工作就是通过严谨的数学模型计量运算，将公司的投资行为达到获利最大化和风险最小化，无论如何也只是属于专业投资分析员，而没有最后的决策权。即便是能够从事交易、统计、开发、研究等不同性质的专业工作，你所做的，也只是通过计算机程序，按照约翰·赫尔(John Hull)　在《期权，期货及其他衍生工具》和马丁·巴克斯特(Martin Baxter)在《衍生产品定价引论》书中写的那样，用定量化金融思维把抽象的数字模型推演到老板最想要的那个状态而已，至于定价理论和投资策略，那还是证券交易商的权力。

　　做Quant，永远不是天才们的最终选择，也许金融市场这一行永远不是个单纯靠数学分析就能永葆不败之地的世界。用自己的天才般的才能创造价值是每一个投身于金融市场的人的梦想。做Quant，连底薪带奖金达到百万美元，的确是件很轻松的事情。然而，很多人都是从这个职位做起，一旦有机会就会转行去做股票交易商。对他们来说，一年挣到百万美元，的确是很轻松，而每个人心里都有个梦想，要像巴菲特那样挣到几十亿、几百亿美元。